英國《自然》雜志（Nature）專家評論：循環經濟之中國的經驗
作者： 約翰·馬修斯 譚浩 2016-03-25
中國經濟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正在接近危險水平。作為生產世界46%的鋁、50%的鋼材和60%的水泥的產業大國(參見Mathews, A. & Tan, H. 2015.‘China’s Renewable Energy Revolution’. Palgrave MacMillan, UK.)，中國經濟2011年共消耗約252億噸原材料，超過經合組織包括美、英、日、德、法、加、澳、韓等34個成員國所消耗原材料的總和。
中國經濟對資源的利用效率仍然很低。中國經濟每實現一美元GDP(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2005年不變價格)需要耗費約2.5公斤原材料，遠高于經合組織國家每同等單位GDP消耗0.54公斤的平均水平。同時，中國經濟產生大量的廢棄物。2014年，全國僅工業企業產生的固體廢物就達到32億噸，其中20億噸用于回收、堆肥、能源轉化或生產建筑材料、筑路等。與此相比較，歐盟28國2012年共產生垃圾總量25億噸(包括生活垃圾、工業垃圾等)，其中約10億噸被回收使用或用于發熱發電。到2025年，據預測(參見Hoornweg et al. 2013. ’Wasteproduction must peak this century’. Nature, 502, 615-617.)中國的城市固體廢物產生量將可能達到世界總量的近四分之一。
如果任憑發展，這樣的自然資源消耗水平和垃圾產生量將對中國自身乃至世界帶來巨大壓力。2015年12月，深圳的垃圾填埋場發生滑坡，造成至少73人死亡。近年來，由于興建垃圾焚燒項目引起的公共事件數量不斷上升。當中國經濟越來越依賴進口的大宗原材料，特別是從政局不穩定地區進口這類產品，由此而來的地緣政治風險也隨之上升。1990年，能源和礦產原材料進口僅占中國全部進口價值的5%，到2012年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30%。
中國對此正在采取行動。在過去10年中，中國通過設定具體目標并運用行政、金融、立法等措施促進廢物循環使用，推行力度領先世界其他國家。這些措施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循環經濟’，即把一些企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轉變為另一些企業可以利用的生產原料，從而達到循環產業鏈的閉合。通過這一方式，原生材料的需求量和垃圾的產生量都將減少。
迄今為止，中國循環經濟的成果尚不明顯，而中國經濟向循環方式轉型面臨巨大的障礙。在過去幾十年間，西方國家實施循環經濟的一個主要困難是促使企業間就工業副產品的利用實現合作。在這一方面，由于中國超過一半的工業活動是在各類工業園和經濟開發區進行，中國具有特別的優勢。針對這些工業園區開展循環經濟，正在對提升中國的資源利用效率產生正面的影響。
例如，臨近上海的蘇州高新區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蘇州高新區占地52平方公里，擁有近4000家制造企業。在那里，工業園中產生的銅廢料被回收，并用于印刷電路板制造，從而減少了生產過程中原生銅的需求(見Wen, Z. G. & Meng, X. Y. 2015.‘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industrial symbiosis for the promotion of circular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printed circuit boards industry in China’s SuzhouNew District’.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90, 211-219)。
沒有其他國家有如此遠大的目標。德國和日本都有促進資源再生利用的全面計劃(比如德國1996年開始實施的《固體物質循環使用和垃圾管理法》，以及日本于2000年頒布實施的《建設物質循環型社會基本法》)。歐盟于2015年12月宣布了循環經濟的一攬子方案，但這一方案仍有待實施。
在美國，包括卡特皮勒和地毯生產商Interface在內的很多公司都開展了公司層面的廢物回收項目;另外還有譬如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市實行的‘零垃圾計劃’那樣的地區性項目。在世界范圍內，產業內實現廢物交換利用的‘產業共生’方式(參閱Chertow, M. R. 2000. ‘Industrial symbiosis: Literature and Taxonomy’.Annual Review of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25, 313-337)在包括日本橫濱、韓國釜山和澳大利亞奎納納等地都能找到成功案例(參閱Mathews, A.& Tan, H. 2011. ‘Progress toward a circular economy in China’.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15, 435-457.)。但是所有這些在影響和規模上都不及正在中國發生的實踐。
雄心勃勃的計劃
受到德國和日本相關立法的影響，中國于1990年代開始關注循環經濟(參見諸大建, 1998, ‘可持續發展呼喚循環經濟’. 科技導報, 9, 39-43)。2005年，中國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意見”，把循環經濟作為由于過度消耗自然資源而產生的經濟和環境風險的重要應對措施。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及包括環保部在內的其他政府部門，自此開始陸續發布循環經濟實施的指導原則和推動產業共生的典型案例，比如日照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等(見Yu, F., Han, F. & Cui, Z. 2015. ‘Evolution of industrialsymbiosis in an eco-industrial park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87, 339-347.)。
中國制定了一系列稅收、財政、價格和產業政策以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一個專項資金得以建立用于支持傳統工業園區的循環化改造;資源綜合利用企業可以享受稅收優惠;國家發改委還和中央人民銀行、銀監會和證監會一起，出臺支持循環經濟相關項目貸款和在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的專門政策。在涵蓋2006至2010年的十一五規劃中，包含一整章關于循環經濟的內容。2008年，中國通過《循環經濟促進法》，明確循環經濟的相關目標應當納入地方政府的投資和發展計劃。此外，國家對諸如煤炭、鋼鐵、電子、化工和石化等重點行業設定了相關的行業性目標。
在覆蓋2011-15年的中國十二五規劃中，循環經濟進而上升為一項國家發展戰略。其中提出的主要目標包括，到2015年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達到72%，資源產出率(即每單位資源投入對應的經濟產出)較2010年提高15%。十二五規劃還提出組織實施循環經濟的“十百千示范”行動。這些包括資源綜合利用、產業園區循環化改造、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再制造、“城市礦產”、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等十大示范工程;創建蘇州、廣州等一百個循環經濟示范城市;以及培育1,000個循環經濟示范企業和工業園區。2012年，發改委和財政部出臺文件，要求到2015年50%以上的國家級工業園區和30%以上的省級工業園區完成以主要污染物“基本實現‘零排放’”為主要目標之一的循環化改造。
2013年，國務院發布“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及近期行動計劃”，這樣的戰略在世界尚是首次。這一文件提出了發展循環經濟的進一步目標，比如到2015年中國的能源產出率(每能源單位產出GDP)與2010年相比提高18.5%，水資源產出率提升43%，資源循環利用產業總產值從2010年的1萬億元增加到1.8萬億元。文件還提出了行業性的相關目標，比如，在煤炭工業煤矸石綜合利用率達到75%，以及在電力工業粉煤灰綜合利用率達到70%等。
這些指標中，有一些在本月發布的十三五規劃得到進一步延伸。
成績單
中國循環經濟的進展如何?去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四個循環經濟相關的主要指標從2005年以來的變化進行了分析，這些指標包括資源消耗強度(每GDP單位的資源消耗量)，廢物排放強度(每GDP單位的廢物排放量)，廢物回用率，以及污染物處置率。至2013年的8年間，資源消耗強度和廢物排放強度指標分別改善34.7%和46%。這些指標的改善清楚體現了中國經濟正在實現經濟增長和資源消耗(如對金屬、水、能源、生物質等物質的消耗)的相對脫鉤。基于城市污水處理率、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和主要污染物去除率等二級指標計算的污染物處置率上升74.6%。而廢物回收再利用進展緩慢，僅增長8.2%。在匯總這些指標的基礎上，國家統計局建立了一個循環經濟綜合發展指數。這一指數從2005年的基數100上升到2013年的137.6。
經合組織的統計數據也表明，中國經濟的資源強度從1990年的每單位GDP需用4.3公斤原材料下降到2011年的2.5公斤。然而與此同時，受經濟快速增長的推動，中國的資源消耗總量從1990年的54億噸上升到2011年的252億噸，20年間增加了近5倍。
高新區的生態
蘇州高新區是一個中國循環經濟發展的典型案例。2005年，它被選為參加國家第一批循環經濟試點的13個產業園區之一。2008年，和鄰近的蘇州工業園以及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一起，蘇州高新區成為首批三個通過驗收批準命名的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之一。
蘇州高新區的規模遠大于丹麥卡倫堡這樣的位于西方國家的生態工業園。作為世界首個工業共生的樣本，卡倫堡生態工業園的工業共生實踐始于1980年代，目前有10余個企業參與其中，進行能源、水、氣的共享，以及廢物在不同企業間的回收交換。而蘇州高新區截至2014年有超過16,000個產業活動單位，其中制造企業近4,000家，主要產業包括信息技術、電子、生物科技、醫療設備等。2015年全區實現工業總產值2,881億元人民幣。
中國采取多種“補鏈”措施，力求在工業園中建立跨產業的產業生態鏈。例如在蘇州高新區，對印刷線路板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銅、金等金屬廢料進行回收再利用被視為一個“補鏈”的關鍵領域。因此，蘇州高新區引進日本同和金屬并與其成立合資公司，以利用后者在金屬回收方面的先進技術。在金屬涂層和線路板制造過程中產生的廢蝕刻液等因此可以得到處理并得以循環使用。包括同和在內的電子廢棄物處理公司還從含銅污泥等廢棄物中提取再生金屬和再生水等資源。在蘇州高新區的其他循環經濟實踐中，一家高嶺土開采公司將高嶺土礦渣提供給下游企業，分別作為生產硫酸和建筑材料的原料;一家造紙廠利用區內一家化工廠產生的廢氨水，用于造紙生產過程中所需的脫硫工藝等。
根據來自蘇州高新區的數據，從2005到2010年間，蘇州高新區的萬元GDP能耗下降20%，2010年達到萬元GDP能耗0.57噸標準煤，遠低于全國萬元GDP能耗1.24噸標準煤的平均水平。2010年化學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排放相對2005年減少47 %和38%(參見許岳香, 2015, ‘生態文明視域下蘇州高新區循環經濟發展實踐’, 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 9, 10-13.)。2010年全區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和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分別達到96%和91%，遠高于這兩項指標的全國平均水平(69%和86%)。
循環經濟的主要困難在于促使企業間建立合作，就像上面提及的銅提取的例子那樣，形成以廢棄物為原料的供應鏈。一些觀察者或許會對中國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存有異議;但是由政府和地方管理機構對工業園區進行管理，并對積極合作的企業給予回報，顯然有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在此情況下，重點從如何引導單個企業，轉變為如何影響一個企業群體的集體決策。
實現循環經濟的經濟利益是明顯的。使用本地通過回收再生獲得的原料通常更加便宜，從而有助于增加企業利潤。政府的介入可以是一個優勢，而循環經濟的進展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各國政府如何發展相應的產業政策以及執行政策的能力。
不同產業實施循環經濟的難度也各有不同。比如廢舊金屬的回收利用比較簡單，而從工業污泥中進行金屬提取需要進行化學分解，會相對困難。隨著初級產品生產在中國經濟比重的降低和較先進制造業(如太陽能面板)等比重的加大，循環經濟會在中國產生更大的利益。而減少對進口原材料的依賴，也能增強中國的資源安全程度。
中國需要采取更多行動。中國需要確定向經合組織國家資源強度水平看齊的總體目標以及達到目標的路線圖。中國還需要促使各個地方在這一方面開展競賽，并對成果斐然的生態工業園區給予獎勵。相關數據應當定期收集報告，像本文提及的蘇州高新區的數據是5年前的，已經顯得陳舊。如果看到經濟效益，企業將會更有動力報告準確的數據。
在“十三五”以及后續的規劃中，需要對鋼鐵、鋁業等初級產品加工業設定更加有力的循環經濟目標。對其他制造業，比如風機、電池儲能、生物科技制造等，需要就產品在全生命周期的物質循環效率進行評價。中國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循環經濟評估指標。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循環經濟發展指數需要有更清楚的解釋。同樣地，經合組織成員國家需要采用統一的報告體系。中外研究人員需要加強合作，發展更好的評估體系和更加深入研究有關的產業共生案例。
主流經濟學基于線性的經濟運行方式，以GDP增長等作為評價國家經濟表現的主要標準。現有經濟模型需要進一步引入資源循環使用率等作為績效指標，以體現真實的自然資源的流動，而不僅僅依賴比如財富或收入等抽象概念。在我們看來，從線性經濟向循環經濟轉變是解決世界面臨的資源安全問題的唯一途徑。中國的循環經濟戰略是彌合全球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矛盾的重要一步。
在我們看來，世界的資源安全問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逐漸遠離線性經濟，而擁抱循環經濟。中國的戰略是在全球范圍內縮小經濟可持續性與生態可持續性之間差距的一個顯著進步。
【注】本文譯自“Circular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英文原文發表在2016年3月24日最新一期Nature期刊評論版。
作者：John A. Mathews (約翰·馬修斯)是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管理學院戰略管理學教授;譚浩是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博士生導師。中文由譚浩博士翻譯。
為人類造福
